我从置物柜里拿出游泳裤换上后，走向游泳池。我不会游泳，只是在水深及肩的池水里，用两手泼水一直向前走着。刚来这家健身中心时，我还会在意其他泳客的讥笑，但是在将视线锁定在水底的脚上，专心走着时，所有意念就会马上消失于无形。
走了一小时以后，我开始觉得饿了。冲了个澡，围上浴巾之后。我在休息室大口大口吞下了柳橙汁与火腿三明治。吃完了以后，脑袋瓜子终于可以想些事情了。
首先想到的是“药房”。要和元成贵碰面的事，一定要让杨伟民知道。不管那老头多现实，如果我有了什么三长两短，他应该也会告诉富春是元成贵下的手。
在置物间里换好衣服，准备搭电梯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公用电话。据我所知，这间健身中心里没有人听得懂北京话。于是我拿起听筒，插进了电话卡。
“哪位？”电话里传来黄秀红那娇滴滴的上海话。
“我是健一，旁边有没有别人？”我用北京话说。
“没有。这时间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次听筒里传来的是无懈可击的北京话，语气里可以嗅出警戒的气息。
“你昨晚是和元成贵在一起的吗？”
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之所以会特别为秀红店里的小姐们提供便宜的货，就是为这种时候做准备。如果不充分利用就太不划算了。
“这和您有关系吗？”
“元成贵约我吃午饭。”
我听到她的喉咙深处“啊”了一声。
“是吴富春的事吧！？那个人为了这事火冒三丈呢！你还是别去比较好吧！”
“我也不想去啊！只是要我在歌舞伎町以外的地方混下去，我可没自信。”
秀红像少女似地咯咯笑了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她这么笑。平常，我们都只在昏暗的酒家里碰头。
“他有没有提到我的事？”
“他说一定要逼你说出吴富春的藏身之处……对了，好像还说他已经告诉过杨伟民了，所以让你吃点苦头也不打紧什么的。”
“妈的！！”
我用力踹了电话旁的垃圾桶一脚，垃圾桶便随着巨响倒在地板上。这时正好从电梯里出来的中年男子用好像遇到恶魔似的表情看看我，然后又慌张地关上了电梯门。
这是杨伟民的作风。他应该是认为反正我又不至于被做掉，所以准备把我牺牲，送给元成贵做人情吧！
“你没事吧？”
秀红问。她的声音听来并不是担心我的情况，只像是被垃圾桶的声音给吓了一跳。
“啊……没事。”我拿起一根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健一，你还是躲一躲吧！招惹上了元成贵，杨伟民又不罩你，你在歌舞伎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我和富春已经没关系了。”
连我也发现自己的音调提高了。可是，这我可憋不住。
“你帮我向元成贵说说吧！”
“这种话，元成贵是不会相信的。”
她用绝情的口吻说道。那冷酷的声音让我稍微恢复了冷静。
“好吧……我自己会处理。”
“我想，你的小命是应该保得住吧！伤好了以后，再到我店里来，我请客。”
她挂上了电话。我静静地挂上了听筒，反复咀嚼秀红的话。
情况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可是一定还有法子可想，即使这法子就像蜘蛛丝一样细小脆弱。我不知有多少回就是靠这种法子才能活到现在，这一关也一定过得了。
我把烟弄熄，按下了电梯下楼的按钮。
几个年轻的台湾人聚集在“药房”的门口。一看到我，马上像栅栏一样挡住我。
“让我过去，我要找杨伟民。”
他们嘴里喊着些什么。
“我听不懂台语，有话用北京话说。”
听我这么说，他们马上闭上了嘴，嘴角浮现出把人当傻瓜似的浅笑。在我回瞪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便破口嚷嚷了起来。这句台语我听得懂，是那以前我被骂过无数次的话——丢不丢脸啊！
身为本省孩子居然不会说台语。
在台湾，和国民党政府一起到台湾的中国人被称为外省人，而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人则被称为本省人，以示区别。第一代的外省人当然只会说北京话，而因为国民党将北京话制定为国语，现在年轻的本省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北京话。可是国语只是在外使用的语言，在和亲人交谈时用的还是台语，不会说台语的台湾人只有被瞧不起的份儿。在和老妈一起搬到歌舞伎町来时，我因为不会说台语而常遭同年龄的台湾人欺负。可能是我不会说台语却又受到杨伟民庇护这点，碰到了他们的痛处吧！
当然，我也曾要求杨伟民教我说台语。可是杨伟民只是委婉地摇摇头，煞有介事地表示，台语只有台湾出身的人才讲，只要把北京话学好就很够用了。那就自己学吧！我想。可是除了其他骂我的孩子以外，杨伟民手下的台湾人，当着我的面几乎都不讲台语。到了一定年纪后我才知道，是杨伟民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教我台语的。
“给我滚开，我不想理你们这些小鬼。”
我用日语说，感觉到体内的血液从额头朝着脚趾头直线下降。插在裤子口袋里的两只拳头已经满是汗水。刚才骂我的家伙把手伸进怀中，接着就亮出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