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独木舟之恋 2
于是慧良接替他，当上了监院。再后来，年逾八旬的主持圆寂，慧良就将昙华寺的一切都操持起来。
事实上，昙华寺从来清净而又简陋，只有一两个僧人，带着几个小沙弥晨钟暮鼓。
佛祖是慈悲而宽容的，他生活在无心层面，却允许慧良以宗教为业，给有心的生活层面带来善果。
李安浦与慧良和尚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常常会从六根清净，议及灵魂和肉体，议及物质生活质量。慧良和尚宁可告别世间的一切诱惑，在庙宇中与黄卷青灯为伴，这让李安浦很钦佩。他有时也难免暗忖，如果换了我，能否削发为僧，以青灯黄卷为伴而心满意足？李安浦无法回答，心里却浮起一股淡淡的悲哀。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文章，题目是《幸福感与事业心》。生活中的幸福感各不相同，选择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视劳碌为享受，有的人为享受而劳碌，有的人形为心役，有的人玩世不恭。我们这些依赖于文牍会议，享受俸禄的人，是没有冻馁之虞的。可是偏偏会去做许多似是而非的事，还常常以牢骚来排遣内心的不平衡。也许，一个人未必真的要出家，但是以六根清净的心态干事业，却能无坚不克？
他突然想起了宋翰林。
前些时候，无意中看见宋翰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赏宝”栏目，一副至高无上的权威模样。可是，即使在荧屏上，他也能感觉出那个收藏者拿出的冠形饰，未必是真品，宋翰林却评点得活龙活现，还给了一个不菲的估价。宋翰林似乎在做“托儿”，一个高级托儿。在情感上李安浦不愿怀疑宋翰林，宋翰林毕竟是高古玉的权威。然而，理智告诉他，娱乐大众的电视节目从来不会把“严肃”二字放在”。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为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们看重。饶宗颐先生曾经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这“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学者怀疑，觉得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是“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划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符号下部犹如人字形似的分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纹，有的学者称之为云纹。
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刻划字符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到异形器。也就是说，杭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发现尚属个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两点解释：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与农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遗址本身就在农田里，被发现了是遗址，没有发现就是农田。而农田面积远远地大于遗址面积。许多遗址都是在意外发现后才被“抢救性”发掘的。农民往往是发现“宝贝”的可做。我们是不是开一次董事会，就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您刚才提出的裁减员工的问题，认真讨论一次？”
石田久夫不假思索地说：“好呀。我们尽快确定一个时间，越快越好！”
“明天下午，怎么样”
“哈伊！”
石田久夫刚一答应，便发觉又一次被龙海光掌握了主动权，不免有些懊丧。
他明白，龙海光那看似随和宽厚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难以驯服的心。四年前的春天，龙海光等一行七人，飞往日本松野培训。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掌握塑料发泡、化学配方设计和机械操作技术。谁知道，才上了几堂课，龙海光就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了一百多个问题，连珠炮似地向授课老师提问，竟然一下子把授课老师问懵了。有一个关于h原料的配方题，不讲还清楚，讲了反而让人听糊涂。
龙海光忍不住站起身说：“对不起，先生，您这样不对，有很大的漏洞！”
授课的日本技术员怎么肯随便认错？
“是你在讲课，还是我在讲课？坐下，请不要乱插嘴！”
“不，按您这样讲，不仅会增加成本，质量也未必确保。我以前有过这样实践……”
“你既然都懂，那还来培训什么？”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毫不客气地争吵起来。翻译邱世生觉得有些尴尬，在旁边悄悄扯着龙海光的衣袖，劝他别吵了，这样会把事情弄僵的。龙海光却毫不理会。
谁也没注意，松野的董事长石田太郎先生正默默地站在后排，把他们的争论听在了耳朵里。好一会，他才站起身，走到龙海光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龙先生，您是对的，有不同意见就大胆提出来。很抱歉，耽误了各位的时间。”
随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让邱世生给大家翻译。授课的技术员见情势不妙，赶紧溜走。
。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住在简陋的工棚内，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得也很粗糙，简直没有文化娱乐活动，真让人感到可怜。谁会关注他们？谁会为之呼吁？哪个外资企业老板不是为了赚钱，才到中国大陆投资？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太低了！
平心而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人唱着那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跨过海峡，蜂拥而来大陆投资。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以半生经营的积累的积累作一番打拼的。这里的道理很清楚，他们是私人企业或家族企业。每一分钱都连着他们的血肉。
台资企业的干部在谷安工作，年会轮换一次，回到台湾或去别的公司。在岗位上，他们每个人都很辛苦，也颇有压力。也许为了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总部给他们的待遇也是优渥的。只要不出意外，升官发财都是能估计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线劳作的员工，必然会受到剥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开业宴会仍然在继续。杯觥交错间，黄春明携同一位身穿旗袍、手持托盘的礼仪小姐款款而行，来到每一张圆桌前。托盘里，装的是一大堆红包。黄春明给每位来宾送上一份。文栋见别人都满面笑容地收下了——这种场合似乎也不便拒绝，于是也说声谢谢，伸出了手。
说真的，他到处采访，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看见黄春明这么公开地送红包，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他揣摩着市里的某些领导是否也收了红包，他们的红包是不是比别人大一些？但是几桌主宾席设在小包厢里，文栋根本无法看到那里的动静。
红包上印着两只金光闪闪的元宝，和“恭喜发财”的字样，实在很有点刺眼。
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蹊跷了。
市文联组织十多个作家和记者采写一部《企业家列传》，文栋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对象是建设银行古行长。行长姓古，却很年轻，今年只有三十四岁，一脸的春风得意，说什么话都是理直气壮的。
这天，文栋应邀去建设银行古行长那里采访。白天古行长忙，安排在晚上，而且是去他家里。
踏进门，只见宽敞明亮的大客厅内，放着一套红酸枝家具，古色古香。书案上，摆放一对白地婴戏蒜头瓶，不知道是不是官窑的。看来这位行长是很风雅的，也颇有些品味。看墙上挂着的几幅字画，可以想见他在古玩收藏方面是下过几分功夫的。
在听古行长介绍他如何发挥金融职能，支持重大工程建设，如何为储户提供优质服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