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娶就娶刘巧珍
改编自路遥中篇小说的电影人生，1984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周里京、吴玉芳主演，吴天明导演，路遥亲自编剧。路遥的中篇小说小说人生一发表并引起巨大“轰动”小说发表后，路遥收到了几千封读者的来信。人生初刊于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在八十年代艰辛的奋斗历程，对当代青年思考人生有着积极的意义。小说获得了当年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且引起文学界、全社会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人生也就无可争议的成了对当代青年成长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
笔者2002年初读小说，几年后再看改编的电影，受益匪浅。重温经典，领略不同艺术风格的艺术魅力，可谓精神升华和视听盛宴的双重享受。
毋庸置疑，路遥是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写的是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性格中的凝重与浑厚，浮躁与多变；贴近生活，深入群众，善于提炼以农村为背景的感人肺腑的生活片段，通过朴实的语言，精妙的笔法阐述深刻的哲理而自成一派，在以乡村背景为母题的文学土壤中，茁壮的、健康的、茂盛的、永恒的深深扎根并且结着累累硕果。“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捶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路遥暂短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路遥作为对当代青年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就是有力的雄辩。
电影人生（也可以认为是小说，因为编剧和小说作者均系路遥本人）通过影视艺术的笔法，将黄土高原上淳朴厚重的农耕文化，以及黄土高原沟沟壑壑的原始自然风貌都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作品以高家林、刘巧珍，以及黄亚萍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折射出当代青年成长的困惑，包含着丰富和全貌的人生内容，从大的轮廓上对城乡物质生活的、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差异，尤其在城乡矛盾上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思维的暴露，引发观众深深的思考，给予人生以启示。
高家林高中毕业，有文化，可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无力保护他——他的教师资格被村行政长官——公社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于是他不得不回家种田；村里姑娘刘巧珍暗恋高家林并且用她的大胆热情勇敢的追求和表白，俩年轻人在黄土地的熏陶下深深相爱；但是在落后偏僻，思想封建，信息闭塞的农村，他们的自由恋爱惹来了全村人的非议；最后刘巧珍发出了“你到外面工作去”的构想，并且对未来做了美好的打算和天真的憧憬；高家林的亲叔父在市里做了劳动局长，高家林意外的获得了到县城工作的机会；在县城，和高中同学黄亚萍坠入爱河，抛弃了刘巧珍；高家林由于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工作的，被组织查明并开除遣送回家他将如何面对这片黄土地导演把镜头留给了观众，但不能不认为这是“对城市占绝对优势的愤怒”看吧，正是城市拒绝了一个有才华有追求有梦想的农村青年。
电影作为另一门艺术，故而和小说在情节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同样把主题表达的淋漓尽致，让人深思。“种田—城市—种田”的模式，是高加林那样的处于城乡变革中的一代农村青年的无奈选择，城市始终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阻挡着农村知识青年追求城市生活和向往现代文明的步伐，扼杀着无数处于痛苦、迷茫、困惑期的农村青年的梦想。
当前，我国思想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像高家林这样的青年人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还有很多，高家林的失败和回归，表明了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青年走向现代文明的艰难历程和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巨大障碍。或许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今天，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已经取得了更加进步的辉煌成就，但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依然有诸多困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在广大的农村更是如此。因为，像高家林“在县城卖馍”那样的困难的日子不可能在今天的“80后”当中有再现的可能，这样的情景只有在电影镜头里或者历史画面上存在，但“我知道你嫌丢人”的心理障碍仍然顽固的存在于正在成长中有着困惑、叛逆、矛盾、彷徨、迷茫心理的青年男女当中。高家林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面临的矛盾、叛逆、痛苦心理，强烈的体现出了变革时期农村青年的艰难处境和对高尚生活方式，和对更高层次文化的迫切需求。
人生正深刻剖视了改革进程中的繁难与艰辛，矛盾与进步，着重表现了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这不难判断出与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路遥作为农民的儿子，承袭了黄土高原上的传统农耕文化，他以陕北农村生活作为创作源泉，其作品充满了对故乡山川沟壑的爱恋，风土人情的挚爱。同时，处于变革时代潮头中的他又接触到了城市的现代化，于是“对城市的向往，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爱情的选择，都可以从中看出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意识观念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路遥本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生事实上的悲剧，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我们巨大的损失，但他留给我们的对于城乡差异的理解却是巨大的财富。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中国青年最为躁动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文明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像贾平凹说的那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扒掉农民的皮”的思想观念造成了高家林选择了“叛逆”：高家林的父亲“快四十岁上才得了你这个独苗，生怕你在活人这条路上有个闪失”但无法阻止高家林发出“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的反抗，和“我不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在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的善意的嘲讽和走进城市的事实，顺德老汉和高玉德代表的农村文化尽管对高家林爱得深切，但无疑城市对他有更大的诱惑，反抗、叛逆和改变是高家林的回报。
农村无疑是闭塞和封闭的，但又不可逃脱的有着某种束缚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刘巧珍的抛弃，暗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挑战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体现出一个农村知识青年追求人生升华的大胆尝试和无畏的拼搏；高家林的再次回家种地似乎又受到了顽固的农村文化的束缚，不能变成“豆芽菜，根上一点点土都没有了”的本土回归与落叶归根“归根结底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落入“种田—城市—种田”的循环模式，路遥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
城市与农村尽管只是地里上的距离和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差异，但对城市的向往和现代文明的憧憬是这代农村青年集体的思想。高家林的浮躁，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时代情绪的集中体现，不是他自己做出的，而是时代赋予的唯一的不可逃避的选择。刘巧珍在高家林提出分手时在泪水中这样表达内心的悲伤与痛苦：“我尽管爱你爱的要死，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来表明“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可是面对自己深爱着的人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尽管是感情笃厚的恋人，但在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中成的无形的、坚固的厚障面前也只能屈服“她和亲爱的加林哥差别太大了她只能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尽管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让刘巧珍和高家林一样“去城里”但侧面也做了间接地阐释：刘巧珍跟妹妹学识字“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实质上就是自己不能到城里去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对悲苦命运控诉、寄托的独白。
电影对刘巧珍的结婚一幕无疑是精彩的描摹，浓厚的陕北文化在电影里得到了最逼真的再现，刘巧珍“旧式的婚礼